冯玲：一带一路 ——中国对外投资的“破”与“立”
近日，美国宣布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，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、锂电池、光伏电池等产品的加征关税。全球主要国家希望中美合作是主流，中国需要加强与主要出口对象之间的经贸互利互惠关系，诉诸国际经贸规则，开展积极的贸易谈判。
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，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冯玲及其合作者共同在《北大金融评论》发文表示，中国的海外投资在三个维度上呈现出“破”与“立”的特征 ：其一，破旧历史，立新成就 ；其二，破美式投资，立中式投资 ；其三，破冷战思维，立共赢理念。
欧美国家对外投资起步早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对外投资不断突破历史取得新成绩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，包括长期高度依赖美国的拉美地区，近些年也逐渐向中国倾斜，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流入的第二大地区。
本文完整版刊登于《北大金融评论》第19期。
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鼓励将外资企业“引进来”，本国企业“走出去”。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鼓励下，外商在华投资呈现强势增长劲头（见图1）。从1979年我国首次批准设立外资银行，到如今外资银行在华已建立40多家法人机构和100多家代表处，从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，到如今中国引资规模连续十年稳居全球前三，我们在“引进来”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。而自1978年国务院提出“出国办企业”以来，中国企业也不断“走出去”，中国“金龙”冲破国界，在由欧美色彩绘制的世界经济版图上开辟一片中国红。
中国的海外投资在三个维度上呈现出“破”与“立”的特征：其一，破旧历史，立新成就；其二，破美式投资，立中式投资；其三，破冷战思维，立共赢理念。
破旧历史，立新成就
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就已开始对外投资，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转移国内过剩产能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新自由主义思潮推动各国逐渐放宽对资本进出的管制，全球对外投资蓬勃发展。与此同时，相关理论如垄断优势理论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、内部化理论、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纷纷涌现，从不同角度分析对外投资的动机与益处。随后，大量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对外投资在利用全球资源、化解过剩产能、吸收先进技术等方面确实具有积极作用。
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下，全球对外投资持续保持着显著的增长势头。然而，这场“全球”对外投资的游戏中，参与者和受益方主要集中在全球发达国家。20世纪70年代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仅占全球总量的1%。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内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，但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，其在全球对外投资中的份额仅缓慢上升至15%。
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重创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时代，欧美发达国家构建的世界经济版图开始动摇。自2008年以来，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快速增长，至2023年的十几年间，年均占比超过30%，最高峰甚至达到50%左右。其中，中国对外投资的扩大对发展中国家份额的提升起着主要拉动作用。
2002年中国印发《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》，开始公布对外投资的官方统计数据。从历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来看，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进入高速增长阶段。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5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超过100%(见图1)。对外投资稳步攀升，于2016年上升到世界第二，占全球份额13.5%，仅次于美国。截至2023年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是2002年的近百倍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均稳居全球前三，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固。
2013年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对外投资历程的重要节点，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，从被动的单向贸易转变到主动的双向开放。过去十年里，“一带一路”成绩斐然。2013—2022年，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双向投资超3800亿美元，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2400亿美元。“一带一路”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窗口，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载具。即便在中美贸易摩擦、世纪疫情等重大危机的影响下，依托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中国对外投资仍保持较高规模。
自2013年以来，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签署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。根据《跨越山海 | 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十年报告：新丝路共发展》，截至2022年末，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将近一半，GDP总额超过世界总额的20%。中国成功实现了“走出去”。
欧美国家对外投资起步早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对外投资不断突破历史取得新成绩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与支持，包括长期高度依赖美国的拉美地区，近些年也逐渐向中国倾斜，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流入的第二大地区。
破美式投资，立中式投资
虽然同样都是国际直接投资，但中式投资与美式投资存在许多不同。首先，投资主体差异。在中国对外投资中，中国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，通过国有企业和政府引导基金等方式推动对外投资。根据2020—2023年商务部公布的对外投资公报，近些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中，国有资本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占40%左右。而对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的对外投资中，国有资本对外投资占半数以上，处于主导地位，对基础设施、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的投资仍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向。
基础设施建设的特征是资金需求大、回收期长，投资的成本和风险较高，且由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，仅凭市场力量容易出现供给不足。因此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，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健全、不完备的问题，给经济发展和居民福利提升带来了很大的阻力。而中国的国有资本集中于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，在这一领域有成熟经验，加之中国政府的引导与鼓励，中国对外投资的流入推动了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。张原（2018）研究发现，对外投资中，国有资本占比的提高可以显著增加投资的正外部溢出性，给被投资国家带来减贫等益处。
不同于中国，美国的对外投资多由私人部门发起，旨在追求利润最大化。近些年来，伴随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，叠加美元霸权，美联储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引起发展中国家资本大幅流动，让本就不成熟的新兴经济体更加脆弱。“拉美神话”的破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二战后，拉美国家利用本身丰富的资源和美国注入的资本，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，创造了“拉美神话”。这一过程中，拉美国家逐渐形成了对美元的依赖，并且由于资本的流入集中于个别领域，市场结构越来越单一。1976年，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，四年间加息到20%，致使大量引入美元的拉美国家债务高企，脆弱的市场没能抵住冲击，各国只能低价贱卖自身的优质资源抵债，几十年积累的财富烟消云散，神话从此破灭。
其次，因为有国企投资背景，中国投资追求长期伙伴关系的建立，而不仅仅是短期经济利益。在对外投资和贸易合作中，中国不仅授人以鱼，更授人以渔，积极分享先进技术知识，促进受益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。知识具有独特的传播特性和溢出效应，其重要性在实际应用和理论模型中都得到了认可。当我们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知识后，可以克服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，进而催生新的经济增长动力，如经典的经济增长AK模型所示。
以中国高铁和中国水稻走向全世界为例。中国通过十多年的自主研发，成功实现高铁从无到有，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，同时将这一技术慷慨分享给其他国家，让更多国家共享“中国速度”。与印度尼西亚合作共建雅万高铁、与泰国共建中泰铁路等项目中，中国不仅参与了建设，还协助其他国家培训技术人员。中国高铁在亚洲大陆上驰骋，中国水稻也在非洲土壤里生根发芽。在赞比亚和布隆迪等地，通过农业技术的分享，贫瘠千年的非洲田奇迹般地长出了中国超级稻，助力当地农民脱贫。
这样的投资与合作模式体现了中国的长远眼光，通过分享技术和知识，为合作伙伴国家带来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。而反观美国，倡导自由贸易的同时却以“国家安全”为名，不断提高对外投资审查力度，限制自己的高新技术企业走出国门。例如，《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》以及2023年颁布的关于对外投资审查的行政令，都明确限制美国主体对“受关注国家”的投资。
破冷战思维，立共赢理念
当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于2013年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时，许多西方媒体将其比作“21世纪的马歇尔计划”。表面看来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马歇尔计划都代表了特定时期，主权国家采取的一种对外经济政策。在这些特定时期，中美两国都面临着产能过剩、结构转型、推广货币等类似国情，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在为本国谋利。
但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和马歇尔计划在策略制定、实现途径上存在明显差异。
其一，意识形态差异。马歇尔计划的初衷是通过拉拢和培植西方国家来对抗苏联，因此其前提是一致的意识形态。而“一带一路”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，尊重各国对自身发展路径的选择，面向所有谋求长期发展的国家。
其二，合作基础差异。马歇尔计划并未给予双方平等的地位。美国在其中拥有绝对主动权，欧洲只能被动接受。援助过程中，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条件，限制受援助国的自主权。而“一带一路”充分体现了中国“互相尊重，互不干涉内政”的外交原则。比如，中泰铁路就是中泰双方经过20多轮谈判，针对泰国国情修改数次方案，才得到泰国确定的合作项目。可见，中国至始至终遵循着“平等互利”的原则。
其三，实质不同。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称霸全球的工具，而“一带一路”是有关国家共同合作的平台，是中国提供给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。为了丰富国际金融合作渠道，摆脱各国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，中国携手其他国家先后成立亚投行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和区域合作机构，让各国在面对危机时有更多解、更优解。“一带一路”、亚投行等平台和组织，形成了“命运共同体”的逻辑闭环，让各国意识到自己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也是受益方。
以“一带一路”为例。对于中国来说，自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实施以来，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，一跃成为全球GDP第二大国。经济结构也持续优化，成功实现全面脱贫，贫富差距呈现倒U型转折（万广华，2018）。对世界而言，“一带一路”也为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灌注新的发展活力。2019年中国银行《“一带一路”经济学：交通走廊的机遇与风险》研究报告显示，“一带一路”中交通基础建设这一项目，使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和地区GDP增长约3.5%，全球GDP增长约3%。而交通运输项目投资也仅是“一带一路”项目总投资的四分之一。可以想见“一带一路”整体方案给共建国家带来的经济增长。
当下美国则以冷战思维、零和博弈去度量中国所作所为，通过渗透国际组织和维系国际货币体系里的“美元霸权”，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进行干扰。以IMF为例。IMF贷款在短期内确实有利于陷入危机的国家维持金融稳定，但是它的每一笔援助都有苛刻条件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，亚洲多国接受了IMF的援助，但是IMF提出的“药方”包括开放本国市场，允许外国资本参与国营企业私有化，削减赤字等。危机的紧迫性让这些国家被迫接受援助，但代价是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持续低迷，且经济发展长期受制于人。
更多问题有待突破
在对外投资和“一带一路”项目建设中，中国在取得成就的同时，也向世界传播了中国理念和宏大目标。然而，中国的对外投资仍然存在着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。
*文章合作者
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 贾东升
······
本文完整版刊登于《北大金融评论》第19期，
现在征订全年刊和三年刊，
本文编辑：杨静雯
相关阅读